在以往的艺术人生中，我们所讲述的都是西欧音乐家的故事，此次我们将目光挪至东欧的俄国。在欧洲音乐史中，俄国确实是个后来者。整个18世纪的一百年间，西欧音乐经历了从巴赫到贝多芬，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音乐的世界几经变迁，又产生了多少色彩多样的旋律。然而这样的音乐潮流几乎没有波及到政治和文化都闭关自守的俄国，甚至在俄国本土，教堂和民间音乐也不为主流社会所重视。直到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状况才有了改观。19世纪上半叶，俄国出现了第一批不逊色于西欧的音乐家。如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俄罗斯音乐先驱亚历山大·S·达尔戈梅日斯基。然而，获得世界荣誉的第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是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
　　两位重要的女性
　　虽然柴科夫斯基祖上没有任何与音乐相关的人物，但他却有着成为音乐家潜质的耳朵与记忆。母亲只教给他一些基本的音乐常识，但他5岁起便可在钢琴上模仿听到的旋律。1862年9月，尽管当时家中经济并不乐观，柴科夫斯基还是坚定地放弃了原有的、被社会认为是正规职业的司法工作，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全身投入音乐学习。3年后，柴科夫斯基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职。
　　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的人会有很多，对柴科夫斯基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女性，无疑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友梅克夫人。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职时，一名偏执的女学生安东尼娅·米卢科娃疯狂倒追他，扬言非他不嫁，甚至以死要挟。精神状况的不佳，神经疾病的反复发作，以及同性恋倾向的道德压力，让柴科夫斯基决定通过结婚来解救自己，不论与谁。并且，当时柴科夫斯基正打算将普希金的诗作《叶普盖尼·奥涅金》改编成歌剧。诗作中的主角奥涅金年轻时拒绝了塔吉娅娜，以致后来终生生活在悔恨当中，入戏太深的柴科夫斯基认为自己不应回绝这段感情。两人于1877年7月18日结婚。然而蜜月还没结束，柴科夫斯基就后悔了。婚后两周，他企图在冰冷的莫斯科河中自杀，虽然未果，但却染上了严重的肺炎。精神上完全崩溃的柴科夫斯基逃到圣彼得堡。婚姻没有解除，但柴科夫斯基与妻子再也没有见面。尽管日后品行恶劣的妻子经常向柴科夫斯基敲诈，但柴科夫斯基也从未试图将责任推到妻子身上。
　　此时在精神和物质上拯救他的，是日后与他持续通信14年的女友娜杰日达·冯·梅克。富孀梅克夫人十分有艺术天赋，她在听了柴科夫斯基的《暴风雨》序曲后开始与柴科夫斯基通信。后来，梅克夫人又为柴科夫斯基提供每年6000卢布的赞助，这使得柴科夫斯基在辞去教职后仍可生活无虞。可以说，梅克夫人用对她来说微不足道的钱财给予了柴科夫斯基绝对的经济支持，并促使他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名誉。他们之间毫无保留地交换着关于音乐及生活的肺腑之言，维持着超越男女情爱的无瑕友谊。所幸的是，两人从未直接见过面——这正是柴科夫斯基所惧怕且避免的。

　　内在的俄罗斯味道
　　与许多少年时期便显山露水的音乐家不同，柴科夫斯基最初的音乐没有展示出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职期间，他写下包括《第一交响曲》、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内的第一批成功作品。1870年创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1号）中的第二乐章更被全世界公认为“如歌的行板”的典范。
　　说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不得不提到在音乐上与之意见相左的强力集团。所谓强力集团，是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由米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巴拉基耶夫为领袖，凯撒•居伊、莫捷斯特•彼得诺维奇•穆索尔斯基、亚历山大•波菲利维奇•鲍罗丁、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组成的音乐团体，自称“新俄罗斯乐派”。
　　19世纪的俄国可谓内忧外患。俄国人民既要进行卫国战争，又要对内反抗沙皇专制，正是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高涨的世纪。强力集团与柴科夫斯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音乐家。强力集团继承了俄罗斯民族乐派格林卡的音乐传统，反对西方的音乐模式，希望通过民间音乐语言，创造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民族音乐。在他们看来，崇拜莫扎特的柴科夫斯基显然是个西化的作曲家。但正如肖复兴所言，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偷来西方之火点燃俄罗斯民族之火”，是西方音乐与俄罗斯音乐的折中派。柴科夫斯基之所以在日后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也正是由于其音乐的俄罗斯味道。甚至强力集团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学生——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也评价他：“柴科夫斯基是我们之中最俄罗斯化的音乐家。”
　　从小受俄罗斯民间音乐魅力感染的柴科夫斯基，强烈地热爱着俄罗斯特色的各种表现形式。他在汲取西欧音乐经验的同时，也善于将民族音乐素材加工，使之成为其音乐的内在性格。他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就取材自一首民歌。1869年的一天，柴科夫斯基在妹妹在乌克兰卡门卡地方的庄园里听到窗外粉刷墙壁的泥水匠哼唱一支民歌，他立即被这支淳朴优美而又婉转凄恻的民歌吸引住了。第二天，他找到了唱歌的匠人，把民歌记录下来，配上和声，收进了他在这一年中编成的《俄罗斯民歌五十首》。后来在写作《D大调弦乐四重奏》时，他又将这首民歌作为主题，写入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中。当列夫·托尔斯泰来到莫斯科时，他特意去听了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托尔斯泰认为他的音乐“已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但是，柴科夫斯基与强力集团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在柴科夫斯基指挥的音乐会中，选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曲子，而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在巴拉基耶夫的提议、帮助和督促下完成的。柴科夫斯基甚至被称为强力集团“第六号人物”，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在强力集团与柴科夫斯基的相互欣赏和相互排斥中，共同构建了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整体风貌，而在民族音乐的道路上，他们也不过是殊途同归。
　　芭蕾并交响着
　　即便你没有听过“如歌的行板”，也一定熟悉柴科夫斯基创作的经典芭蕾舞剧音乐《天鹅湖》。芭蕾虽然在17世纪后半叶已经职业化，但其音乐一直处于舞蹈的从属地位，诸多享有名誉的音乐家都不愿意为芭蕾舞进行音乐创作。但这起源于意大利，兴盛于法国的古典舞蹈，其音乐在柴科夫斯基手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革。他所创作的《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使芭蕾音乐朝着交响化、戏剧化的方向发展，甚至成为独立的音乐作品出现在音乐会中。
　　在柴科夫斯基的观点中，交响乐和歌剧是表达生活的，所以他的后三部交响曲和较知名的歌剧都以与不可抗拒的痛苦命运抗争为主题，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息，这正是他后期痛苦挫折的生活写照。芭蕾舞则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幻想王国，是装饰、温雅和美的结合，是一个寻求解脱的心灵出路。三部芭蕾作品都取材于童话，内容上大致都是善恶冲突的故事，都表现着对理想幸福的追求。
　　创作于1874年的《天鹅湖》是一部大师之作，但当时人们对芭蕾音乐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伴舞音乐”的阶段，剧院编导认为其太过交响化，不适合演员表演，演出时对音乐大幅删减，加之服装布景的老旧等原因，《天鹅湖》在1877年首演中并没有获得什么掌声。直到1895年马里乌斯·彼季帕重新编排舞蹈动作后，才成为经久不衰的芭蕾舞剧目。
　　1889至1892年间，《睡美人》和《胡桃夹子》问世。此时，梅克夫人病入膏肓，断绝了与柴科夫斯基的来往，并在汇给他一笔巨款后停止了资助。他把作品中的童话幻想世界看作逃避现实压力的地方，逃回到童年天真无邪的世界中，在那里，美丽的仙女会赶走恶毒的巫婆，爱情由于一吻而从睡梦中醒来；而现实世界中残酷的战争在童话世界中就只是玩具和老鼠间的争斗，胜利者的奖品则是一块糖果。《睡美人》仍由天才的芭蕾舞大师马里乌斯·彼季帕编舞，于1890年1月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首演。这部丰富多彩的芭蕾总谱也成为芭蕾舞音乐史上的里程碑。
　　柴科夫斯基认为芭蕾也是一种交响乐，他既继承了传统的芭蕾音乐形式，又通过崭新的、具有丰富音乐表情的内容充实和发展了它们，展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在传统芭蕾音乐中，柔板是最不起眼的陪衬音乐，但在《胡桃夹子》第二幕中，柔板主题在几次反复中，悲歌性的曲调及交响性的发展，幻化出从怀念昔日浪漫到焦虑沉痛再到刚毅坚定的音乐形象。

　　抑郁、孤独、悲观、自我封闭、同性恋倾向让许多人觉得永远无法真正看透柴科夫斯基。但中国知识界却能和柴科夫斯基轻松地亲近，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柴”。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上演及其经典化，《胡桃夹子》《睡美人》的深入人心，以及连托尔斯泰都感动流泪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等等，都是激起一代中国人对老柴迷恋的原因所在。
　　柴科夫斯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歌剧、芭蕾、管弦乐、钢琴曲、歌曲作品。他曾说：“我全心全意地渴望我的音乐传播开去，渴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它，会从这方面得到安慰和支持”。而据统计，在英国境内一年的音乐广播节目中，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播放量在所有音乐家中排名第一，由此也可小窥柴科夫斯基音乐的世界性魅力了。

编辑/张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