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文化经历着世纪交替的种种变化,社会运动、哲学思潮和文艺流派广泛发展。在法国,普法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人们的民族情绪,人们对意大利和德国音乐垄断法国音乐舞台的状况感到不满,尤其对风靡一时的“瓦格纳热”产生反感。法国音乐家们开始探索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印象主义音乐便是其中的重要流派。这是由法国音乐家克劳德·德彪西首创,受到象征主义文学和印象主义绘画影响而出现的,带有一种抽象的、超越现实的色彩的音乐流派。印象主义音乐基于一种主观的想象力,因此这类创作很容易成为完全个人化的经验,而这种风格一旦被德彪西这样的天才确定下来之后,便很少再有新的创造。但是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却被很多人认为是德彪西的信徒和继承者。有趣的是,两人虽然同被认为是印象派大师,但实际上两人都曾反对“印象主义”的头衔。
失落的罗马奖
在拉威尔生命的前20年里,巴黎已是欧洲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都德、福楼拜、雨果、马拉美、莫泊桑、普鲁斯特、罗曼·罗兰、左拉、高更、毕加索、莫奈、肖松、德彪西等等一大批留名后世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都在这一阶段活跃着。拉威尔比德彪西小13岁,14岁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他先是学习浪漫主义的相关作品,对舒曼、肖邦等作曲家尤为热衷,后来则迷恋法国作曲家夏勃里埃尔色彩性的和声以及艾立克·萨蒂新奇怪诞的音乐思想和音乐创作。此外,在1855-1900年间,巴黎举办了五届世界博览会,给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异域文化气息。拉威尔接触到俄国“强力集团”作曲家们的创作风格,并对东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凡此种种,都让他在音乐创作中试图探索新的音乐语言。
1895年,年满20岁的拉威尔有了第一批成功发表的作品,包括钢琴曲《古风小步舞曲》和《哈巴涅拉舞曲》(双钢琴合奏)。和德彪西一样,拉威尔在保守的音乐学院中也显得格外“出格”,甚至因为考试成绩的不理想而不得不离开原有的班级。1897年,拉威尔进入加布里埃尔·福雷的作曲班。而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放弃成为钢琴演奏家的道路,转而以作曲谋生。福雷是当时法国泰斗级的音乐家,他承接了圣-桑法国国民乐派的传统,并在巴黎音乐学院任内力行改革,提拔后进,对法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起了轴承作用。他很快发现了拉威尔不同寻常的潜力,不断鼓舞其进步。
1900年,拉威尔决定参与罗马大奖的角逐。罗马奖是法国政府为奖励绘画、雕塑、版画、建筑与音乐等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而设。获罗马大奖者可到设在罗马的梅迪奇庄园去进修三年。自1803年设音乐奖以来,已有包括柏辽兹、古诺、比才、马斯涅、德彪西等在内的多位音乐家获此殊荣。然而,在1900-1905年5次参赛经历中,拉威尔都遭到了保守的宗派主义评委的刁难,屡次落榜,甚至被评委之一的巴黎音乐学院院长杜布瓦给了零分,一度被取消比赛资格,引起舆论哗然。因为就在参赛的几年间,拉威尔陆续发表了《水之嬉戏》《弦乐五重奏》《小奏鸣曲》《天方夜谭》套曲、《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等代表作品,已是名扬全国甚至欧洲大陆的青年作曲家。大奖旁落引起全国进步音乐家、作家、画家们的声讨。罗兰·罗兰也表示:“拉威尔并不是作为一个学生,而是作为一个已经证明了自己才能的作曲家来竞争大奖的。我对那些敢于评论他的作曲家们表示钦佩。但谁又来评论他们呢?”这一事件酿成一场社会风波,迫使杜布瓦辞职,福雷接替他的职务,这才平息下来。
印象中的古典
虽然没有获得罗马大奖,但在几年间的历练中,拉威尔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音乐语言:一方面如德彪西般“印象”,一方面又严格遵循古典的艺术规则。正如他在1928年的小传中所提到的:“萨蒂首先认识到了德彪西的印象主义,经历过他,然后又最先远离他。可以断言,我自己一直沿着同样的道路在前进。”说到印象主义,便不得不联想到德彪西。法国在经历了沉闷的瓦格纳主义影响后,一下子出现德彪西和拉威尔两位具有新鲜气息、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且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水之嬉戏》与德彪西的《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首演也仅相隔几周时间,因此在两位音乐家生前便不免被人拿来比较。拉威尔与德彪西生活在同一年代,接受相近的文艺思潮影响,同样追求色彩性的音乐效果,然而两人在美学观上却不尽一致。
拿拉威尔《水之嬉戏》来说,有人说《水之嬉戏》是拉威尔对德彪西的模仿,而事实上《水之嬉戏》比德彪西著名的《版画集》中的《雨中花园》早两年出现,比《水中倒影》还早四年写出。可以说《水之嬉戏》是运用印象派钢琴技法描写“水”的第一首杰作,在现代钢琴音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乐曲描绘一柱清泉喷向天空,水花四溅,再跌入水中,水面泛起阵阵涟漪。琴声给人以水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感觉,色彩明朗直率。既有印象派特点,又有清晰的脉络,不脱离节拍约束,甚至相当精确。相反,德彪西的音乐追求绘画般微弱的色彩和朦胧的效果,乐句通常短小,节奏经常摆脱节拍和小节的支配而服务于某种“印象”的表现需要。更准确的说,《水之嬉戏》受到李斯特《泉水边》《艾斯特别墅的喷泉》影响更深。
拉威尔曾表示:“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现代作曲家’,因为我的音乐远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种‘进化’。虽然我对音乐中的新思潮一向是虚怀若谷、乐于接受的,但我从未企图摒弃已为人们公认的和声作曲规则。相反,我经常广泛地从一些大师身上吸取灵感。我从未中止过对莫扎特的研究,我的音乐大部分建立在过去时代的传统上,并且是它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我可不是一个擅长于写那种过激的和声与乱七八糟的对位的‘现代作曲家’,因为我从来不是任何一种作曲风格的奴隶。我也从未与任何特定的乐派结盟。”
最好的时光与最后的绽放
19世纪最后两年到一战前是拉威尔主要的创作时期,而拉威尔的音乐理念也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在其作品中。近20年间,他发表了50余部作品,主要是管弦乐作品与舞剧作品,包括钢琴四手联弹《鹅妈妈》组曲、《夜之幽灵》、一些歌曲及喜歌剧《西班牙时光》等。20世纪初开始,俄罗斯芭蕾舞团风靡巴黎,并成为巴黎音乐生活中重要的保留据点之一长达20年之久。对于身处巴黎的拉威尔自然也有不小的影响。1909年,拉威尔找到经理贾吉列夫并接下了一个任务:根据希腊神话《达夫尼与克洛埃》写一部芭蕾舞剧——拉威尔也成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委约作品的第一位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为这部作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然而却因为酬金、理念等的不合让整个排练计划进行的很不顺利,1912年最终的首演也不甚成功。这让拉威尔“失去了创作这类作品的乐趣”。下一部作品《高贵而伤感的圆舞曲》首演也并不出色,后在舞蹈家特鲁哈诺娃的请求下,拉威尔将它编成一部情节类似《茶花女》的芭蕾舞剧《阿德莱德或花的语言》则轰动一时。这一成功促使他把《鹅妈妈》组曲配器,用睡美人的故事为题材,也编成了芭蕾舞剧。
1915年,拉威尔以货车车夫的身份入伍。从最初渴望奔赴前线,到最终度日如年的苦涩醒悟,对拉威尔来说,战争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经历,他逐渐对帝国主义的嗜杀深恶痛绝。1917年他的母亲去世,更使他陷入了严重的沮丧之中,健康急剧恶化,于这年夏天退役。拉威尔不善与人交往,并且终生未娶,对母亲极为依赖。在母亲去世后,拉威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害怕表露感情,不管是在他的音乐中,还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孤独如细胞分裂般增长着。拉威尔并不是工作神速的人,而疾病、忧伤缠身更影响了拉威尔在音乐创作上的进程。拉威尔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仅创作了15部原创作品,其中几部不过一分半、两分钟的长度,更有许多宏伟的创作计划在其生前都未能实现。拉威尔开始在各地辗转进行疗养,但并没有明显好转,于是退隐乡间。1917年11月,拉威尔完成了《库普兰之墓》,把六个乐章中的每一个都献给一位阵亡的战友,最后一乐章献给音乐学家约瑟夫·德·马赫廖夫,由其遗孀于1919年4月首演。1919年,拉威尔完成《圆舞曲》。如果说《高贵而伤感的圆舞曲》还保持着舒伯特的精神的话,预言了天堂的快乐,那么《圆舞曲》曲终时这一刺耳的铜管乐器滑奏和三拍子的突然推迟,表现一种痛苦不幸的自毁。
当然,提起拉威尔,最重要的作品莫过于1928年完成创作的、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西方音乐史上最吸引人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波莱罗》。这对拉威尔来说也颇为意外。因为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个非常特殊而有限的方向上进行的一次实验,但竟然在一夜之间超过了他所有其他的作品:“遗憾的是,它根本不包含什么音乐。”虽然拉威尔本人如此评价,但作为拉威尔最后一部舞曲,《波莱罗》确是音乐史上无法复制的经典作品。民间舞蹈风格的旋律是这部作品的基础。“波莱罗”原为西班牙舞曲名,但拉威尔所作的这部舞曲,只是借用了“波莱罗”的标题,实际上是一首自由的舞曲。拉威尔在该作品中采用了非常独特的手法:全曲在一个固定的节奏背景上,由两个主题及其不断的交替反复组成。在此,拉威尔再次显示了作为管弦乐配器大师的魅力,两个主题在不同的配器演奏中形成鲜明的对照,产生了多调式的色彩效果。节奏充满活力,贯穿全曲始终,八次的主题反复形成巨大的渐强,在不协和的音响和强烈的节奏中结束了全曲。
1932年,拉威尔遭遇一场车祸,头部受伤。1933年,拉威尔出现了运动协调障碍的迹象。他的思维还清晰,但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无法执笔,更出现短期的失语和失忆症状。拉威尔慢慢走入了生命的暗夜。1937年12月,在一次脑部手术中,拉威尔陷入了沉睡,再也没有醒过来。
罗曼·罗兰在1938年的撰文中写道:“我认为拉威尔是法国音乐除了拉莫和德彪西以外最杰出的大师,也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表现让我有不寻常的感受,其表现力清晰,技巧完美无缺,并带有无与伦比的光彩,以至于在他之后的音乐好像都不完美似的。”
拉成尔与德彪西并列而称为法国印象派的代表,但实际上拉威尔更接近古典形式,拉威尔被称为配器大师,在管弦乐创作中,他的配器似乎比德彪西更内在、深入地表现了印象派的内在效果。拉威尔创作中迷人的是他真正优雅的舞蹈节奏和他用法国优雅方式叙述的异国情调。如果说德彪西更多追求的是印象派“观念的革命”,拉威尔则更多追求印象派“技术的革命——凡此种种,也共同勾画出现代音乐出现前夕的西方音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