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曼罗

　　2000年，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于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崛起于燕园。作为北大校园文化艺术中心，讲堂不但给师生观众提供了走近高雅艺术的平台，在首都文化领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二十华载，初心如一。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和艺术院团和讲堂因艺术而结缘，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张艺就是其中之一。

　　张艺先后任职于中央芭蕾舞团、中国交响乐团，曾指挥过中芭在讲堂的众多芭蕾舞剧和芭蕾音乐会的演出，并参与、指挥过北京大学新生音乐会、北京大学五四交响音乐会、北京交响乐团“春之声”北大专场音乐会等。张艺不仅与讲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见证着讲堂每一步成长。7月29日，讲堂记者来到中央芭蕾舞团，有幸邀请到著名指挥家张艺接受采访，分享他的音乐故事和同讲堂的合作点滴。

　　根植交响，用西方艺术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您作为指挥家在交响乐领域深耕了几十年，您认为交响乐的魅力在哪里?对于从未或很少接触交响乐的大学生们来说，怎样才能领悟到交响乐的奥妙?

　　张艺：交响乐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继承前人优秀艺术作品之上也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艺术作品。不止交响乐，歌剧、芭蕾等作为世界标志性的艺术形式，给全世界的观众都带来了艺术上的享受。讲堂运行20年了，做过很多不同系列的交响音乐会，我本人也参与过很多。也许有的同学从来没听过交响乐，或者只是在文字上、网络上了解过交响乐，但在北大，他们有机会到音乐会现场欣赏到交响乐，或许会因此爱上音乐，以后不管走到世界各地都会去看音乐会。

　　比如，当初入大学的新生——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看到由国家级的院团为他们表演北京大学新生音乐会，感受到的美育氛围就不一样。再如，每年北大校庆之际举办的北京大学五四交响音乐会，在曲目的选择上会与青年的主题相关联，把青年和交响乐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不光普及已有的经典作品，也在创新音乐和剧目。比如中芭连续十几年在讲堂举办新年芭蕾音乐会，创新性地把芭蕾和交响融合在同一个舞台。此外，中芭还把很多很重要的舞剧首演安排在北大，这在全世界都不多见。

　　记者：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

　　张艺：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越来越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普及和推广，已经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和喜欢上交响乐。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有人问我：“中国的交响乐观众多不多?都是哪些群体?”我告诉他们：“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的人都会去听交响乐。”这让他们非常羡慕。因为在交响乐历史悠久的欧美国家，其观众也基本上都是“白发一族”，年轻的交响乐观众数量在萎缩。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交响乐，还是话剧、歌剧、芭蕾、音乐剧等艺术形式，都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记者：西方交响乐的流行会不会挤压或者影响民族音乐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张艺：并不会。我们学习西方交响乐，最终是要创造出本民族的交响乐。中国音乐家们一直在为交响乐的中国化而努力。我们希望将民歌、戏曲、曲艺等中国素材与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结合，用交响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展示出民族特色，逐渐形成真正的中国交响乐学派。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交响乐团都以权威地演奏本国作曲家的音乐而感到自豪。中国也有优秀的交响乐作品，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等等，但是还不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好作品——不光是有几个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只有把优秀的音乐作品拿出来，中国的交响乐学派才会稳步走向世界。

　　记者：中芭排演的很多中国舞剧使用了交响乐伴奏，面对多元文化的碰撞，民族音乐如何拓展自己的发展道路?

　　张艺：芭蕾舞肯定是要用交响乐团现场来演奏。芭蕾是世界性的艺术遗产，其和交响乐搭配的格局是西方历经几百年流传下来的经典模式。民族音乐的交响化并不是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和中国的元素搭配这么简单，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融合。就像芭蕾流传到俄罗斯，并发展到现在那么厉害，也是经过多年的学习和融合，再加入自己的特色才实现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不论是用芭蕾语言还是交响乐语言——是我们现在为之努力的方向。

　　面对疫情，用艺术给生活上色

　　记者：2020年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在大灾大难面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生命健康，艺术看似退居其次。对普通人来说，艺术仅仅是消遣吗?它的意义在哪里?

　　张艺：不能说艺术是次要的。在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生命健康肯定放在首位，没有生命健康其他的都无从提及。疫情让很多工作都停摆了，尤其是线下的艺术活动。和日常的生活需求相比，艺术演出不是刚需，但是无论何时，人们都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多一点。疫情导致很多人在家隔离、居家办公，艺术工作者所擅长的表演形式也需要改变，我们做了很多线上的工作。但很多观众还是比较向往到剧场去欣赏演出，毕竟剧场艺术的现场感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生活秩序没有重建，演出也不可能恢复。令人欣慰的是，现在随着疫情渐趋平稳，全国各地的剧场也都在逐渐复工。

　　记者：疫情期间，人们无法走进剧院音乐厅，但是兴起了线上音乐会，您如何看待这一新的演出形式?

　　张艺：我觉得线上音乐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虽然剧场艺术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在剧场无法演出或在进场人数有限的情况下，艺术家该怎么做?剧场如何拓宽观众群体?这都是艺术工作者面对的新课题。

　　线上的传播力相较现场演出有很大优势。比如讲堂观众厅很大，有两千多个座位，但是线上音乐会动辄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观众。有些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走进剧场，但在疫情居家期间可能偶然看见线上音乐会，激起了他的兴趣，下次他就想走进剧场。我算过这样一个数据：哪怕是1000：1的比例，一千万线上观众里就能留下一万人有希望走进剧场。相反，如果没有利用这个渠道，剧场就会失去这些观众。

　　记者：您认为线上音乐会这一形式会随着疫情结束而式微，还是会对传统的线下音乐会造成冲击?

　　张艺：线上演出是线下演出的补充，就好比现场表演之于电视表演。面对社交媒体的发展，音乐演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就好比早年间音乐会只在王宫贵族家中举办，而在今天普通人都能走进剧场欣赏音乐会。当然，线上演出也是有一定技巧的：时长不能太长。因为当下各行各业各种信息繁多，线上演出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吸引住观众，吸引力不够的话观众可能看一分钟都会嫌长。但是一旦吸引到观众，他就有可能在未来走进剧场。

　　一路相伴，与讲堂共同守护美育初心

　　记者：您与讲堂合作多年，见证了许多讲堂的重要时刻，在讲堂运行20周年之际，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在讲堂的难忘回忆吗?

　　张艺：难忘的回忆有很多。2005年讲堂五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好朋友，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一起上演了芭蕾经典视听交响音乐会——讲堂五周年专场演出。这场音乐会由孔庆东教授讲解相关的知识，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当然，我和中芭合作的演出最多，几乎每一年的新年芭蕾音乐会都是我指挥的；2005年由我指挥、中芭演出的罗兰·佩蒂《卡门》《阿莱城的姑娘》《年轻人与死亡》“三合一”中国首演也是在讲堂。此外，我与中国交响乐团在讲堂上演过“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北京大学2019五四交响音乐会，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过“春之声”北大专场音乐会等等。北大和讲堂的很多老师都成了我很好的朋友，老校长迟惠生每次都到现场看我的演出，北大的朋友甚至会专程去看我在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的演出。可以说我的舞台生涯和讲堂有很深的渊源，我和讲堂有很深的感情。

　　记者：您认为在大学校园中，讲堂应该起什么作用?需要给学生提供什么艺术产品?

　　张艺：讲堂是在全国高校中起步较早的。讲堂首先是服务北大的师生，我觉得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好。把艺术从剧场带入校园，讲堂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讲堂除了上演各种演出，还结合学生特点，策划“素质教育课堂”系列美育实践、“艺术课堂”等普及性较强的内容，推动了高雅艺术的传播。北京的很多剧院如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北京音乐厅等等，也在做这些工作。

　　其次，讲堂长期坚持着“高品位、低价位”的原则，尤其对高水平艺术院团的演出依然奉行“低票价”原则，这对观众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讲堂的演出质量很高、艺术门类丰富，这一方面归功于节目遴选时，讲堂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引导；另一方面讲堂还会主动了解学生的需求，满足学生的艺术追求。这几方面结合的模式会让讲堂越办越好、越走越远。我觉得讲堂的管理者和演出策划者功不可没。

　　随着发展越来越好，讲堂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地标，影响力也在从北大校园扩大到校外，带动了周边高校剧场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繁荣。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多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参观完北大校园后会将到讲堂看一场演出作为一种必然选择。

　　记者：您个人从音乐中受益最多的是什么?大学生接受艺术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些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音乐或艺术，现在开始晚吗?

　　张艺：我的生活从小就和音乐绑在一起，音乐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学习的是西方艺术，还曾在西方留学，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固定属于某一个群体。有些人认为交响乐是小众，但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从优秀的音乐文化中受益。

　　任何时候接触艺术都不晚。有很多观众是退休以后才走进音乐厅的。艺术，尤其是听觉艺术，最大的魅力是给人不同的畅想空间。接触音乐不一定从事专业演奏，我们可以单纯欣赏它，表达出对音乐的感悟，这也是艺术多样性的表现。观众能理解多少，是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享受的过程可能有喜、怒、哀、乐，正是这些感情组成了丰富的人生。

　　记者：从中芭在讲堂的第一场演出到今天已经20年了，您与讲堂合作有什么感受?对未来与讲堂的合作有什么期待?

　　张艺：北大是中国人的自豪，是学子心中的圣殿，能够在北大演出，而且与讲堂合作了20年，很开心，期待和讲堂的合作永远持续下去，把更多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讲堂的观众，也祝福讲堂越办越好。

编辑/张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