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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家族》:底层家族生活的解构

时间:2018-08-16    王逸轩(北京大学数学学院2016级本科生)    访问量:

  当祥太坠下天桥,小偷家族的成员被送进审判室,是枝裕和的电影情节正如追逐戏中的手持镜头一样开始加速。影片大半部分克制的镜头语言,表面祥和之下的压抑情绪和迷离的悬念,都在审判室里的平行剪辑中得到逆转。安藤樱的哭戏,理智下的利益关系与感情下的亲情关系的矛盾彻底爆发;对于各个主角的审问,也在抽丝剥茧中让家庭关系的真相浮出水面。真相面前,主人公们的选择,纠结中令观众感受到小偷家族之间奇妙的亲情关系纽带,而又体现出底层家庭的无力。临时家庭被拆散而重构,不禁令人质疑这种道德意义上安排的合理性。

  是枝裕和的电影,素来以平淡的手法关注家庭生活,从代表作《无人知晓》,到后期建立“是枝裕和宇宙”的《步履不停》《比海更深》等等。但相比起《步履不停》和《比海更深》中围绕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感情细腻的素描,这部电影更像《无人知晓》一样关注底层生活,也就给这部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戏剧性。是枝裕和为了让观众更关注小偷家族的家庭结构,在叙事上故意留下悬念,但全片的基调还是一如既往的细腻平实。例如在镜头语言上,电影在对话场景上多次虚化对话者,把镜头对焦在周围的人和风景,淡化了导演的主观情绪感。

  说这部电影是是枝裕和集大成之作,不仅仅因为它为导演捧回了金棕榈这一生涯最高荣誉,更因为电影叙述的成熟性和多次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致敬。影迷可以发现住房和养老金、在家上学等多个熟悉的话题,还有墙角、便利店、一家人吃饭以及阶梯的俯拍等很多在“是枝裕和宇宙”中反复出现的场景,镜头语言上也多使用导演最擅长的固定机位。电影对人物和家庭关系的刻画保持了是枝裕和一贯的水准,虽是以祥太为主线,但小偷家族的六个成员都刻画得很丰满,特别是安藤樱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演绎,利己之心和伟大的母性的矛盾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彰显。

  《小偷家族》的电影语言值得称道。片头明快音乐下对于父与子偷盗场景的长镜头剪辑,似乎就奠定了本片对于道德边界的模糊态度的基调;多次出现的门缝视角,勾勒出友里进入家庭的不适应感;从小黑鱼故事的隐喻,到母亲与友里多次交流以及熨斗伤痕的巧合,电影快速让观众接受了小偷家族的其乐融融,而又设置细节为后来的分崩离析埋下伏笔。是枝裕和对于生老病死的平淡刻画再一次得到体现,小女孩的掉牙暗示着奶奶的悄然离去,死去的时候“家人”甚至为了利益而放弃求助救护车和安排一次体面的葬礼。是枝裕和再次给我们带来了他所擅长描绘的“小确丧”,纵然《小偷家族》里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导演却刻意弱化这种主观情绪,每当观众感受到美好时,导演就会冷酷地把我们拉回现实,对于悲剧性情节却又不大肆渲染。一家人看烟花时的广角俯拍镜头,一片祥和中背景音乐却显得沉重,果然下一幕就带来了“诱拐”这一话题的争论;一起在海边久违地享受生活,打趣说笑,海滩旁五人的背影却似乎暗示着下一幕奶奶的离去。

  影片聚焦于底层人民的生活,从一开始小偷家族的构建到审判室之后家庭的解构,是枝裕和将情节冲突主要安排于描绘祥太的成长即对于偷盗行为意识的觉醒、以及父母“认领”小孩这一行为正义性的辩论。导演巧妙的以便利店为线索,多次特写祥太偷盗之后的心理变化,从一开始的天经地义、到后来保护妹妹的内心纠结、再到便利店老板“别让妹妹干这个了”时的触动、最后便利店倒闭之后祥太道德意识的觉醒,为了保护偷东西的妹妹而暴露自己摔下天桥。祥太的成长过程,就是是枝裕和对于边缘家庭违法行为正义性的探讨,而祥太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小偷家族关系纽带变化的直接原因。

  电影的另一条线索聚焦在家庭构成上,无论是家族中姐姐和奶奶过去千丝万缕关系的揭秘,还是父亲母亲对于家族中收养友里问题的争论,是枝裕和在电影中直接地讨论了家庭构成的选择。一家人关于“选择父母”话题的感叹,再到安藤樱利己和母性的冲突,友里在原生家庭的不幸和小偷家族的温情,在矛盾中电影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家庭的真正意义。影片张力最强的片段,就是安藤樱在母子关系的无情审判下被迫面对自己的自私,原来一开始对于孩子们的庇护和母性关怀,都是出于自己的渴望与私利,认领小孩,原来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全片为数不多的人物特写镜头,给了遭到灵魂拷问的母亲,她释然了,独自承担起自己自私带来的后果,从一开始执意留下孩子们,到最后给予孩子们对于家庭和未来的自由选择,这是母性的救赎。

  影片结尾段落,父亲和祥太的久别重逢,相依为命的美好和告别时的真情流露,是全片最温情时刻,告白之后父亲追逐公车的运动戏令人动容。父亲坦白了一家人自私的自保行为,祥太坦白了为了友里未来而故意被警察抓获暴露小偷家族,当一切都水落石出,父子俩人却更加珍视父子关系的纽带,尽管没有亲缘关系,祥太却第一次喊出“爸爸”。孩子和没有亲缘关系的父母关系的若即若离,是《步履不停》中就有的主题,在《小偷家族》中,祥太一直不愿意叫爸爸,母亲也正是因为审判官的质问,“那你希望他们叫你什么呢,母亲吗?”,而重新审视自己家庭观念。这种不幸的家庭关系,正体现着导演对于边缘社会家庭的人文关怀吧。

  影片的最后片段,是最天真烂漫的友里回到了原生家庭中,却一个人唱着小偷家族中学到的童谣,不禁令人唏嘘不已。看似一切都有了最好的安排,但被道义逻辑拆散的小偷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似乎那么的不幸。电影本身的戏剧化呈现,并没有直接探讨底层人群生活的合理性,但却能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究竟是孩子们的未来前程更重要,还是家庭的温情和生活的幸福感更重要呢?这个社会学问题恐怕很难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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