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映已一周，批判和赞扬从未间断。

　　作为过去几年国内被骂得最凶的导演之一，在外界看来，陆川这次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意外的是，陆川对这些赞誉保持警惕。

　　“其实我觉得一边倒也不正常。一般来说三种片子容易得到文艺界的表扬和大家的同情：艺术片、没钱的穷片，再有就是没票房的片子。”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的休息室里，陆川这样对早报记者说。在中国电影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见过鲜花，也经历过横飞的唾沫星子，陆川看得很透彻。

　　“我不觉得这部电影受表扬，它在我心中就真的是完美。”陆川说。

　　就在几天前，陆川还担心因低排片率被撤片，于是他在北京包了10场请朋友观看。

　　他也曾怀疑电影中文名称直译得不好，影响了排片。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陆川说：“英文的名字是用来给海外发行影片使用的，但是直译到中国市场确实有点像红色主旋律。用这样一个片名，最好是在之前能够跟媒体、公众、院线有一个沟通，看来这些工作可能都没有做够。”

　　上映六天后，在他最新的微博里，陆川写道，“我们没有从院线消失，我们还在。”而这条微博的最后，他说：“每部电影都会有它自己的命，每个电影人也会有自己的命。”

　　■ 对话

　　“它有严格的拍摄伦理和拍摄道德”

　　东方早报：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会觉得这个故事太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了，是不是有点浪漫化、英雄化动物的行为，把人的观念强加给动物？

　　陆川：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是有意思的，但重点是我们要传达什么。影片由三个家庭的故事组成，要完整地传达一个关于生命的哲理。所以它本身就是要去讲一个人的事情，人相信的一个东西，通过这个东西能看到中国以及中国的野生动物。至于里边关于自然科学的东西，这些科学已经存在了很久，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被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说、没有说，也不说它是纪录片。它是自然电影，它很大一部分是故事。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一个偏故事片的电影来看，可能是比较轻松的定位。

　　东方早报：你提到《可可西里》，相比《可可西里》中充满的苦难和人性的丑陋，很多人看完《我们诞生在中国》之后觉得太快乐了，快乐得不像陆川的电影。对于十二年之后这个风格的转变，你怎么看？

　　陆川：我最早做这个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时候，看到的更多是挣扎。因为我知道中国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很差。但是迪士尼要求我去拍一个给全世界小孩看的快乐的电影。这个要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说你们不了解中国。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不了解野生动物。

　　当面对三百多个小时的素材的时候，我在动物的生命轨迹中，看到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快乐的。这让我特别触动。即使生命再艰难，支撑它们在阳光下奔跑，在风雪中伫立的力量，是一种生命本初的快乐。当我捕捉到这种真实的快乐之后，我就尽情地去抓这些快乐的瞬间。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剪这个片子期间，我的孩子出生了。有孩子前后我阅读素材的能力和角度都不太一样。熊猫的素材我在有孩子之前是有点拒绝的，因为它每天在那吃、卖萌，傻白甜，我找不到那种戏剧冲突，这是我做电影习惯性要去依靠的东西。

　　但是我有了孩子之后，再看熊猫和孩子的镜头，我发现我会爱上那个镜头。

　　熊猫母亲抱孩子的那个细节和人非常像。它去宠溺自己孩子的方式和一个人类母亲宠溺自己孩子的方式也是完全一致。所以我自己经历了有后代这件事情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在平平淡淡的素材里，我突然看到了动物生活中有光的那一面。

　　慢慢地我发现真正绑架动物的是我们人类说的那种灾难。你老说动物是有灾难的，那是人类认为的灾难。它可能吃饱了晒太阳就觉得快乐。所以没有理由把快乐的全部剪掉，弄一个特别苦难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当然，你说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好，不好。但如果单就它们的生命状态来说，我想说一个最大的真话，是快乐而非内心的苦难感，支撑它们活在中国的土地上。

　　如果说《可可西里》和《我们诞生在中国》在感受上给我的区别，那就是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在人身上发现了兽性，而拍《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人性。

　　自然电影应该在中国慢慢发展起来

　　东方早报：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对于里面的动物角色十分好奇，究竟是不是同一只动物的故事，还是说拍到了很多动物，把它们糅合在一个角色里？

　　陆川：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是不能透露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自然电影拍摄期间是全部以纪录片的方式去制作的，它有严格的拍摄伦理和拍摄道德，不许投喂，不许干涉，不许改造自然环境，不许用各种方式引导动物去做和它们生活习性不一样的行为。在制作期，则完全是按照商业电影故事片的方式，需要去塑造人物，需要剧情，需要有视觉的情感高潮，它要完成一个故事。

　　东方早报：这次和迪士尼合作，让中国观众了解了之前还较为陌生的自然电影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电影，这部片子对于自然电影在中国的推广有什么样的启发？

　　陆川：第一，我和迪士尼合作，发现他们的宗旨就是任何的作品都要讲一个好故事。其实自然动物的纪录片，凡是好的都有故事。只是强剧情和弱剧情的区别。

　　在美国迪士尼内部，他们在说服我去拍摄的时候，他们说是故事片。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这到底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各个国家的规定都不明确。这将来可能需要纪录片行业的同事去探讨。

　　第二，自然电影在美国基本上一年多会出一部，有固定收看的人群，所以它的票房相当好，而且在全球放映。在中国显然这部片子是迈出了第一步。至于未来，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好的纪录片导演，中国电影现在也不缺钱。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这类型的电影，因为毕竟这五种动物只是凤毛麟角，还有太多的珍稀动物没有被关注。我希望这个片种能够发展起来。

　　我们应该建立更加专业的电影评价体系，而非用匮乏的语言肆意攻击。

　　东方早报：这部片子算不算近几年你的片子中评价最好的一部？

　　陆川：我并不觉得这是个正常现象。当然，受表扬不会难过，就像受了批评不会开心一样。我自认为从第一部电影到这一部，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过的，就是在不同的电影形态上去做探索。因为去做探索，不可能每一次都做到完美。我很坚持我对电影的看法。如今一边倒的评价确实让我觉得好奇怪，觉得中国观众太冲动了，表扬时一窝蜂，批评时也是一窝蜂。

　　东方早报：这部电影在最近上映的电影中，算是一股清流，你自己怎么看待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陆川：我因为发行这部电影，还没有时间观赏同行的影片。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了解这些导演，每一个导演在做电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探索。

　　我觉得公平地说，导演们都在努力，没人说上来就想拍烂片的。问题在于这个探索跟中国观众的接受度之间，是有距离的。你距离是一步，让观众看得见你的背影，那就是个能够被接受的东西。

　　如果是四步，观众够不着闻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烂片儿。但是这个评价确实是很残酷的，现在基本上评价语言很贫乏。

　　“烂片！”“烂在哪？”“就是烂，特别烂，不用说了，烂！”——这就缺乏学术的一种探讨。

　　其实很多导演也是在慢慢积累的。所以我基本不太认同大家现在一味地贬低作品的态度。

　　在这个市场上，问题都是被放大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量化地去测评过多少人喜欢、多少人不喜欢，大家都很模糊地去做评判。

　　我也是个亲历者，在历次作品的大争论中间我亲历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评判的环境，可以有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说法出来。我很期待看到能让我知道电影工业该怎么去发展的影片，现在就是一言不合就烂片儿，然后就结束了。

　　这类评价我觉得对于导演的帮助不大，对于资方来说也是过于粗暴的一种说法。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我觉得民众的声音是一种声音，但专业的评判还是要进入到一个技术层面比较好，而不是一味游走在“好片”和“烂片”的极端中间。